一部人权发展史就是人类不断摆脱客体性争取主体性的历史。
现在的城市交通建设本来就是顺强凌弱的：道路宽的令行人害怕，红绿灯设计过多地考虑机动车，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极为不便。没有情感的音乐，即便表演者技巧高超，也绝不会打动人。
如何去做，恐怕首先还是要体会那种情感，通过交流了解并理解那份诉求。法国邀请方老板备感担心，但其中一个乐手（好像是茨冈人）说了句宽慰的话（最触动人心的一句）：柴可夫斯基流淌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如此没有心灵沟通和道德情感的法学研究和实践，可想而知，其现状及后果是什么：只能是为有权势者提供理论脚注、为资本说话并提供舆论支持。演出获得巨大成功，指挥家和乐团迎得新生。如此教育的后果是什么？只有法律知识、没有法律意识（法治灵魂）的人，是只考虑以法律知识谋生、缺少为社会福祉贡献的人。
法治能否实现，要看是否有良好的规则，人们能否遵守这些规则，以及违反这些规则是否得到追究。而当演奏家们将流淌在血液中的音符通过指尖传递出来时，所有人都感到了那份情感和力量，那种对人生的热爱，在困境和挣扎中仍旧充满着的对人性的热爱。进入专题： 司法地方化 。
在司法改革方面，对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强调，亦显示出积极迹象。自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正式提出司法改革以来，迄今中国的司法改革已开展了三轮。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也表示，法院系统司法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将尽快形成法院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整体思路，适时出台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纲要。此前类似提法主要出现在中国的对外人权对话，以及官方相关的人权报告中。
其中最重要的是违宪审查机制。而遏制司法地方化和行政化，是关键看点。
上下级法院机构之间、法院内部的运作和管理上，都具有高度的行政化特色，比如上下级法院间的案件请示汇报，法院内部实行审委会制度和案件审批制，造成案件的实际审理与案件的判决相分离。未来，健全错案防止、纠正和责任追究机制，严格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继续减少适用死刑罪名，都值得期待。2013年下半年，北京市调整司法区划，设立了第三中级法院第三检察分院。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关于法治建设的表述是：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
新一轮司法改革，对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重视，意味着对前述的争议有了部分回应。目前法院编制与公务员系统一样，都是根据各地常住人口数量核定，缺乏对经济发展程度和流动人口差异的考虑，最高法院正在研究由中央和省两级管理法院，县（区）、地（市）两级的法院则由省高级法院管理。2002年，浙江台州率先试点行政诉讼异地管辖，这一做法后来被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吸纳。三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中专门设立宪法委员会。
编制名额由省高院统一调度，案多人少的问题就比较好解决，毕竟每个省也都有些欠发达地区。2012年10月9日，中国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姜伟透露，国家立法机关正在研究具体的改革方案。
中央政法委秘书长汪永清透露，将抓紧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但在执政党组织部门酝酿司法机构干部人选过程中，上级司法部门党组的话语权或将大为提升。
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在当下中国首要的是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另一位接近最高法院的学者，也透露了这一改革方向。除了直辖市的中级法院，跨行政区还有包括军事、海事、铁路运输等专门法院，以及基层法院的派出法庭。这样，可以削弱地方对司法的干预。就当前法院系统内部讨论的意见来看，至少要在制度上解决人、财、物三方面的保障，法院才更有底气在审判过程中与地方保护主义相抗衡。显然，垂直化管理是一种误读。
直辖市的中级法院与其他按地（市、自治州）设立的中级法院不同，并无相应的一级党委、政府和人大系统与之对应。2012年12月4日，在纪念八二宪法施行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承认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2013年1月，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发文章《建立有效可行的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在总结世界各国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基础上，建议根据我国现行体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一个专门的违宪审查委员会来对各级立法机关的立法予以监督，专司全国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是否违宪的审查。10月23日，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一个会议上提出，各级法院要积极配合劳教制度改革，探索完善轻微刑事案件快审快结机制，大力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有效延伸审判职能，帮助罪犯早日回归社会。
除了司法地方化问题，中国的司法机构还存在行政化的严重问题。2008年之后的一轮改革以司法大众化为核心，以能动司法大调解等为主标签，出现不同于前两轮的趋向，强调司法改革的中国特色，引起了法学界和法律界争议。
周强认为，十八大以来明确了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基本思路。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党和国家的一贯主张。近期一个常被提及的传闻，是地方司法机构的垂直化管理。2005年前后启动的司法改革中，司法区划与行政区划的分离也一度备受舆论期待。
1999年前后和2004年前后的两轮司法改革，相对比较强调司法的专业化和独立地位，尤其对司法权地方化、审判行政化、法官职业大众化这三大顽症颇有着力。周强称，中央正启动新一轮司法改革，特别要落实好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宪法原则，坚持严格依法办事，严守法治原则。
一方面是法律依据不足且违反宪法和上位法，另一方面是有违罪罚相当和程序正当等法治原则，且在实践中被广泛、严重滥用，劳教措施侵犯人权的问题已经是众矢之的，关于其存废或改革的讨论持续经年。总体而言，这一表述以稳为重，多是重申过去已有的一些提法，不过也展现出一些变化。
在不修订现行法律的情况下，名义上法官和检察官的任免依然要由相对应的人大机关做出。相比财与物的问题，人的问题涉及人事任免，情况更为复杂。
但人财物统一管理与垂直化管理内涵差别巨大，后者意味着上下级机构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前者主要涉及司法行政事务的管理问题。《人民日报》也发文称，要使宪法从纸面上的宪法，走向现实中的宪法和行动中的宪法。基于类似的逻辑，很多学者建议打破当前司法区划与行政区划的重合设置，根据各地经济、社会的实际发展情况建立机构和编制，按照司法的需求和规律来设置司法区划。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而最重要的一步则是劳动教养制度的废止，并同时健全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完善社区矫正制度。较早前，深圳、佛山等地曾探索审判长负责制，弱化庭长、副庭长对法官的行政管理职权，赋予审判长对审判团队的管理权及对所审理案件的裁判权。
比如，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等。无论何种模式，建立专门机构和程序保障宪法实施已经刻不容缓，这也将实质反映新的改革蓝图的底色。
这些可能的举措，主要针对的是备受诟病的司法地方化和地方保护主义问题。早在2004年11月，时任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即提到，司法区按照行政区设置，同时也存在跨行政区设置的司法机构，将来内地跨行政区设置的司法机构还会不断增加。